​新时代的陶行知与“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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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说文》：新，取木也。在现代人看来，新与旧是相对的，是new。但对陶行知先生来说，新包含了旧，是温故知新、推陈出新、返本开新之新，也是新中国之新。——陶行知 

专业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专业写作，站在自己肩膀上攀升；专业交往，站在集体肩膀上飞翔！——《新教育》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谓盛德。惟进取也故日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在日新。德贵日新。常新，自新，全新。日新无已，望如朝曙。——日新集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陈东强（《【致友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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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陶行知与“新教育”

原创｜王化桥  

来源｜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

2021年是陶行知诞辰130周年。

在新时代，重温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新教育”和“民主教育”，才足以让基础教育更好地师陶、学陶。

01

为什么是历史选择了陶行知

为什么是陶行知？——不是晏阳初，不是张伯苓，不是梁漱溟，不是蔡元培——成为了新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

陶行知的名声，已超出教育界，在中国，但凡与教育有密切关联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陶研会”和“鲁研所”一样已成习惯用语。全国各高校以及省、市、州的“陶研会”已逾千数，还有多少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纪念馆以及无数立身室内外的塑像。

这些塑像竖立在中国各地的教育机构里，在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中，凝视、关注着新中国教育的历程——从恢复高考到教育产业化，从“学好数理化”到提倡素质教育，从学术腐败到“中小学生睡眠不足”……陶行知的塑像作为中国校园里一道唯一不变的景观，点缀在中国教育的符号系统里。

爱新觉罗·毓鉴

与晏阳初同在台湾的儒学大师爱新觉罗·毓鋆说，晏阳初好名。以孟子“知人论世”之说，还需要在家庭环境和师承中认识陶行知。

陶行知是陶渊明的后裔。虽然他自己很少提及，至少陶行知的太祖父陶舜廷自认是陶渊明的后代，为遥奉先祖，他在歙县黄潭源村建了一所草房，求祖先庇荫，以勉励后人，因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而将房子取名为“五柳堂”。

据《陶行知——最后的圣人》作者王一心的估计，陶行知很少谈及陶渊明，可能是他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位大诗人是先祖。还可能是基于他的平民意识，不愿用先祖的名望增加自己的身价。

这两种猜测都有道理，但在逻辑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历史背景。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极不自信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人都在打倒“孔家店”，陶渊明的后裔又算得了什么。

安徽黄白二山之间的歙县和休宁，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这是陶行知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就算陶行知没有出国留洋，他也一定会成大器，这是陶行知的蒙学老师、当地秀才方庶咸的判断。

陶行知5岁时到邻村玩耍，他用木炭在地上描画出中堂对联上的字，一时被村人传为“神童”。6岁时，他随村中孩子到砀村去玩，被砀村的塾师方庶咸相中，方是秀才，认为“此子若培养有方，来日必成大器”，于是告诉陶行知的父亲陶位朝，要收其为弟子。陶位朝家道中落，方庶咸收入也极其微薄，但爱才心切，几度登门造访陶家，决意免费收陶行知为学生。

陶行知得遇良师，这个起点不低，尤其这位方秀才，在当地悬壶济世，修身养德，是优秀的启蒙榜样。韩愈说：“圣人无常师”，陶行知算不算“最后的圣人”要由历史来判定，但他的确做到了“师无常师”。除了师从方庶咸，师从贡生王藻……包括陶行知推行的生活教育，他也自认是师法张謇的。陶行知说：“和农民生活习惯打成一片，我是学张謇的，我搞生活教育，他是我第一个先生。”

罗素与杜威

但在陶行知的老师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杜威。1915年，陶行知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只用一年时间就修完了必修课程，获硕士学位。当年9月，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当时的杜威声誉正隆，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杜威，20世纪影响美国教育30多年的哲学家、教育家，也是推动社会改革、倡言民主政治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致力于民本主义思想的实践者。

随着一战后美国平民阶层的崛起，贵族没落，杜威的实用主义符合美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但与中国当时社会现实有隔。

所以在新中国，杜威很自然就受到了批判。《人民教育》创刊号即有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文章说：“假使我们要批判旧教育思想，我们首先应该批判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国教育30年，……第二，杜威的理论，立场是反动的……”同时提到了陶行知：“其早期主张，例如，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显然是受过杜威的影响。”之后还有一句话：“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最后是超过杜威主义的。”

改革开放后，杜威随着陶行知重新进入中国基础教育的视野，这是合理的。

而现在呢？在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之后的新时代，中国仍需要学习杜威吗？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

1919年杜威到中国后，热度持续不减。相对而言，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的影响就弱了很多。当年，罗素对中国多有赞美，对西方跨国资本的贪婪深恶痛绝，认为帝国主义是造成人民苦难和国际战争的根源，他希望中国将传统智慧融入现代科技，从而创造出比欧美更好的新文明。罗素认为，中国可以像他们过去做的那样，对新文明做出极大贡献，但他们将会遇到美国统治阶层的百般阻挠，因为美国人相信自己的文明才是完美的。

一百年过去了，罗素的预言大多实现了，比如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日本、美国将爆发战争等等。而当下的中国，正遭遇美国全方位围堵的现实面前，今天的我们不得不佩服其非凡的远见。

而另一位英国人、一生大半时间在中国度过的驻华公使朱尔典说得更为直白。1920年朱尔典回英国时，严复挥泪送行。朱对严复说：“中国无虑危亡。可虑者，吾欧洲耳。”严复非常惊讶，询问原因。朱尔典说：“中国有宝书，发而读之，治平之基在是矣。”严复又问什么宝书。朱尔典答：“四书五经是矣，而四书为尤要。”

《觉醒年代》

朱尔典对中国传统的了解来自《觉醒年代》剧中的辜鸿铭。四书为什么是宝书，中国工业先驱、近代教育家唐文治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其《四书序》写道：《论语》一书，为道德之渊薮，政治之纲领，与修己治人之道，悉备于此。

无论是陶行知师从的方秀才、实业家张謇，还是陶先生本人，他们都是四书培育出来的中国先贤。所以，《人民教育》所论“最后是超过了杜威主义的”就有了依据。

以陶先生标举的“新教育”为例，与杜威的新教育大为不同，陶在《中国教育改造》一书开篇即言，《说文》：新，取木也。在现代人看来，新与旧是相对的，是new。但对陶行知先生来说，新包含了旧，是温故知新、推陈出新、返本开新之新，也是新中国之新。

02

陶行知的当代化与面向未来

有必要厘清，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有何不同。

杜威的思想受惠于卢梭、黑格尔，他尝试通过“新教育”来构建民主社会，以改良资产阶级对人的异化。

杜威的教育思想针对的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陶行知面对的是尚未完成民族独立的旧中国。

杜威继承卢梭自然主义哲学，提出“教育即生活”，一是生活离不开教育。生活就是发展，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二是生长是生活的特征，而教育就是成长。所谓生长，就是指向未来的发展过程；三是教育是对生活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对个人，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改造。

陶行知改为“生活即教育”，也有三层意思：一是生活本身对人有教育作用；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的变化；三是生活无时不变，教育也随之发展，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克服了长期以来教育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现状，把教育与生活真正熔为一炉。

因此，陶行知说过，他的教育思想“决不应该看作完成的东西”，必须从当前教育改革现状出发，把历史的陶行知当代化。

上海陶行知故居

1938年8月，陶行知访问印度时，与甘地谈论平民教育，其教育思想影响了印度的乡村教育。

但现在，除了日本，海外没有专门的陶行知研究机构。2000年3月，日本陶行知研究专家斋藤秋男去世后，陶行知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

斋藤秋男为重建战后日本新教育，开辟日本和平民主新道路的愿望，有感于陶行知伟大的人格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陶行知研究。在陶行知的研究、著作的翻译以及陶行知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对日本教育有一定的建树。

最后，陶行知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由他的名字和他闪亮的人格和行谊所构成的一个遥远的背影。

以杜威的另一位学生牧口常三郎为参照，陶行知的遗产我们继承得很少，更说不上实践。

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几乎同时进行着中日两国的教育改革，1930年11月，牧口与弟子户田出版《创价教育学体系》第一卷，这天被确定为“创价学会”的创立日。牧口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以来自中国的佛教法华宗为精神内核。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创价教育学会的机关刊物《价值创造》被迫废刋。牧口被视为思想犯被宪兵逮捕入狱。牧口在狱中断言：侵略中国与发动大东亚战争，是起因于日本国错误的精神指导而导致的“国难”。1944年11月18日，这一天也正是“创价学会”的创立日，牧口常三郎在狱中过世。

如今，创价学会在全球192个国家设有办事处，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其前任会长池田大作先生，至今仍活跃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其学生包括意大利足球巨星巴乔。

国际化仍需努力，而陶行知的当代化亦是任重而道远。其尴尬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将陶行知称“最后的圣人”，让陶行知的形象和话语，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励志符号，以鼓励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而另一方面，陶行知思想的内涵并没有在实践中被充实。

陶行知思想如何当代化？上海陶行知故居郭沫若的题词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郭用语极简而用意极深：“大哉陶子，陶子陶子。陶子之前，无一陶子。陶子之后，万亿陶子。大哉陶子，陶子陶子。”

中国基础教育仍需要不断改革，尤其在中美科技战的当下，更需要从当下的教育现状出发：

其一，文科理念把持基础教育，接轨“国际先进理念”，搞减负，一味强调公平，而不注重因材施教的差异化。高考文科定胜负，语文、英语好才是学霸，理科权重和区分越来越低。不教科学原理型的高级思想，科学文科化，大量学生成为做题家，白耗时间，让很多学生并没有科学兴趣。

其二，家长承受了市场化的压力，读书累死小孩；老百姓又没得到市场化的好处，学生出路窄、拼做题，大学同质化，顶级科研能力培养不足。

其三，“钱学森之问”不宜回避，可从学前教育开始反思，钱学森和郭沫若一样，均三四岁读经，《钱氏家训》言“读经传则根底深”，传统中国是士人教育与匠人教育的结合，即孔子所言“君子不器”与“吾不如老农”的结合。钱学森的学前教育是士人、即圣贤教育，入学后则是科学技能的匠人教育。

陶先生是清者，也是和者。中国的圣贤境界，如同菩萨十地、罗汉四果一样，可学可至。有一天，孟子的学生问：“乐正子是怎样一个人？”孟子回答：“善人也，信人也。”并进一步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乐正子是孟子之徒，鲁国人，《礼记·学记》的作者。有一天，鲁国欲使乐正子主政，孟子听说后，“喜而不寐”，他高兴得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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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相约真善美，【守望新教育】！

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周国平（《【致友人】什么是新教育？怎样加入新教育？新教育怎么做？》）

“《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向着青草更青处——深耕十大行动，共享幸福完整》）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朱永新（《教师幸福‌‌来自‌‌美好关系——朱永新教师节致新教育同仁》）

守望新教育：聆听大师的教育智慧，分享高人的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教育创造，助力有缘的教育梦想。守望新教育：呈人之美，成人之美。守望新教育：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